【經濟日報╱周行一（政大財務管理系所教授）】 2009.04.14 02:32 am
長久以來，學術界對於公司經理人的薪酬是否合理，都有不少討論。所謂的「肥貓」，這個形容是從美國來的，意指老闆或經理人領了非常多的錢，有些甚至是員工的數百倍之譜。
公司經理人的薪酬屬於制度上的設計，制度上除了要能吸引經理人努力為公司做事，謀求獲利空間，也須有一些制衡作用，讓經理人必須顧及公司與股東的利益。但從現在的制度設計來看，要兼顧到這兩項，確有其困難。
國內外的制度確實有缺陷，也就是這些高階經理人坐擁高薪，但當公司出了問題時，非但不需要負責任，要請經理人離開公司，依照契約公司還需另外支付一大筆錢給經理人，也就是所謂的「黃金降落傘」，這點並不合理。
近來美國國際集團（AIG）發放紅利一事，引發美國全民共憤。主因就是美國政府提撥高達1,730億美元的紓困資金給AIG，但AIG拿了這筆錢後，竟將其中的160億美元做為紅利發放給員工。
儘管AIG此舉屬於契約行為，但對一般民眾來說，感覺當然兩極化。要強調的是，一般民眾不滿的，並非這些高階經理人坐擁高薪，而是當他們事情沒做好、造成鉅額虧損時，為何不需負責，反而還可支領紅利。
現在應該要討論的並非經理人的薪資高低，而是在薪資結構中，是否包括事情做不好時，必須負擔與薪資相等的代價。以AIG來說，經理人事情做不好頂多走路，而且還可以再拿一筆錢才離開，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制度，當然也不是上市櫃公司應有的制度。
現在討論的方向，不應是經理人拿了多少薪酬，因為有能力的人，本來就有資格領取較高的薪酬。以王建民來說，就沒有任何人會認為他領的年薪過高，也不會被視為肥貓。所以，可以接受肥貓的存在，但我們要的，是有能力且負責任的肥貓。
近來不少人正在討論，為了強化經理人擔負的責任，紅利須相隔一段時間才可領取，而這段時間延長為五到十年都算合理，但這些都是原則，細部還需討論。
此外，制度上還需注意的是，目前的經理人由董事會監督，而台灣上市櫃公司的董事會多半由少數人控制，就算有獨立董事，也無法完全發揮監督的功能，制衡效果有限。
還有，台灣企業董事會的開會次數與時間不多，董事在短短的會議過程中，根本無法全盤瞭解公司運作。再加上台灣企業經理人兼董事的比率相當高，在球員兼裁判下，監督與被監督都成問題。
不論經理人和董事會，都不應只淪於形式，尤其是董事會，必須要比經理人擔負更多的責任。這意味著董事必須花更多的時間去瞭解這家公司，需建立一種「可課責性」（Accountabilicy），而非只是固定出席董事會。
所謂的「可課責性」，也就是權利和擔負的責任要對等。儘管坐領高薪，但當公司出問題時，也必須擔負相對的責任。
針對這一點，除了可在制度設計上延後經理人及董事領取紅利薪酬的時間，平時董事也需定期追蹤經理人績效；並因董事通常非專職、多半是兼職，專職董事又身兼經理職，因此兼職董事的行事需要更加謹慎。
事實上，個人不贊成用訂定法律的方式來限縮經理人的薪酬，畢竟一家公司的董事或經理該擁有多少薪資，本就因應不同企業而有不同狀況；經理人薪資應由股東決定，而不應由政府和法律介入。
由於我國的情況和美國不同，AIG是因接受政府紓困，用到納稅人的錢，必須顧及民眾觀感。但台灣並未出現美國的情況，我們的企業也未接受政府紓困資金，因此不贊成政府用法律強行介入薪酬制訂。
薪資是否合理、經理人是否為肥貓，應回歸制度設計。首先必須要有好的誘因，讓經理人努力為公司及股東盡力打拚；當事情做不好時，當然要為自己的決策負責任。
公司董事會也須擔負起監督經理人的職責，確定其平時是否在工作上不遺餘力，因為有時績效不彰，不見得全然是經理人的職責，而只是景氣或大環境的因素，隨時監督經理人是非常重要的。建議董事應在公司的年報中，有足夠的篇幅向股東報告自己及經理人的工作績效及所投入的時間，落實監督之責，這樣做其實對董事是有利的，即使將來公司績效下滑，董事被課責的機會也會相對較低。
（周行一口述、記者黃欣整理）
【2009/04/14 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
